当货币增加的时候，如果虚拟经济不发达，就会发生物价上涨，如津巴布韦。

第三，政府与市场不是绝对平等、半斤八两的关系。从长期来看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未见得会小于大萧条。

从经济层面来看，凡是参与到新技术革命浪潮与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国家，其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越来越紧密、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、资金流动越来越紧密、技术交流越来越紧密。第三，财政政策必须量入为出，留有余地才能临危受命。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失业保险，构筑社会安全网。再次，两次大危机都是由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蔓延和深化，虽然采取各种应对措施，但危机依然持续发酵和不断深化。两次大危机成因虽复杂，但经过对比我们发现，其中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，在新技术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步入新阶段的历史背景之下，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。

大萧条时期，美国之所以能够实施罗斯福新政，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的美国政府一直坚守平衡财政政策，使其财力尚有余力。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国目前已经从美国转移到了欧洲，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至日本。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7.7%，低于市场预期，引发广泛忧虑。

这种方法短期效果来得快，但长期负作用和社会成本巨大。在2007年、2010年和2012年的三份同类清单中，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数量分别是157、184和288项。而过去的三张清单，仅取消一项，下放二项。长期以来，过多的政府审批，不仅加大了交易成本，也束缚了企业的创新空间，甚至导致很多的扭曲性激励：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太阳能产业，也是各级政府过去几年扶持力度最大的领域。

如果三分之一主要涉及的是边缘性的、次要的甚至过时的审批，那就失去了改革的本意，变成了表面文章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中国通过四万亿实现了在全球经济中的最快反弹，但却导致了此后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、铁道部债务危机、通胀压力，投资驱动也加剧了产能过剩。

第二，要防止官僚体系耍花枪。因此，李克强总理提出靠刺激政策、政府直接投资,空间已不大，这是非常清醒的判断。在告别金融危机四年之后，中国经济依然没有真正走出危机：根据里昂证券的研究，截至今年一季度，除能源和金融之外的A股上市公司库存相当于营业收入1.4倍，创历史最高记录。第四，取消IPO审批制，转向注册制。

而此前证监会发布《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》，允许PE发行公募产品。而且，他清醒地认识到了此项改革的艰巨性，这是削权，是自我革命，会很痛，甚至有割腕的感觉，但这是发展的需要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审批权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中最惊心动魄的一环，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突破口，也必定遭遇官僚体系激烈的抵抗。加快取消行政性审批，已经是当前非常紧迫的任务。

与市场经济的本质不兼容的发改委，理应及早退出历史舞台。要实现稳增长，有两种选择：一是延续过去的投资驱动模式，鼓励上马大项目、大工程来刺激经济。

那些反对解散发改委的人，可能会说国企体制改革不到位，存在体制性投资冲动，因此需要发改委进行项目把关。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，发达的金融体系至关重要，这可以确保所有企业都能以合理的成本进行融资。

但面对经济增长乏力而投资刺激又难以为继的局面，我们没有其他选择，惟有攻坚。另一种选择，就是加快体制改革步伐，释放市场的创新活力，实现改革的红利。但在我国，金融日益呈现特权化趋势，搞钱、融资成为企业家的关键职能甚至核心竞争力，这在证券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。笔者以为，要在取消审批权这项关键的改革战役中取得突破，应该把握几个关键点。应收账款为营业收入52％，为过去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资金是企业的命脉，金融是市场经济的血液。

5月16日，国务院公布《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(国发〔2013〕19号)，共取消和调整117项行政审批事项。一个最新的案例是：2013年3月25日发改委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：PE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投资金融衍生品、发放贷款被认定为违规行为，要求限期整改。

2013年3月17日，李克强在总理履新后的首次记者会上承诺：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，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。虽有这场攻坚战已经有了好的开端，但我们对进展绝不能抱盲目乐观态度。

当下，项目审批已经成为发改委的核心职能。当然，加快国企体制改革更为关键。

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，最近被实名举报落马的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即为一个最新的注脚。针对号称小国务院的发改委进行审批权改革，这表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。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看不见的手，即让每个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主动性、创新能力。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，言出必行，说到做到，决不明放暗不放，避重就轻，更不能搞变相游戏。

IPO审批制扭曲供求关系，一方面导致大量企业失去融资机会，另一方面那些获得融资机会的企业得以范进中举一夜暴富。即便如此，发改委也理应取消对民企的项目审批，而将国企项目审批转移到国资委。

第三，发改委应该退出历史舞台。毋庸讳言，项目审批是计划经济的遗留做法，是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直接干预。

但值得肯定的是，此次改革针对发改委的削权力度却是历次最大：取消了14项国家发改委对企业投资的核准权，下放了该委员会12项核准权。中国现在的产能过剩大概是历史最高水平的四倍。

谁也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，官员们出于本能会变相抵制审批权改革，例如把几项审批权合并、从一个层次下放到另一个层级、以备案之名行审批之实。许小年教授提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，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，这样的论断听起来有些刺耳，但其实非常有道理因此，中国经济增长目前面临的主要不是失速的问题，而依然是稳中求好、稳中求优的问题，即质量和效益的问题。综合来说，中国的出口环境与去年相比差不多，难有大的改观。

第三，经济增长不完全受货币因素影响，比如货币供应增加对推动消费增长的作用就不会太明显。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，以及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，居民消费意愿也较强，中国经济景气中心4月份消费者信心调查的结果显示，消费者未来6个月计划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意愿提高了10个百分点。

现在落实这些改革措施的时间只剩半年多，时间异常紧迫。4月25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，把深化改革开放、强化创新驱动贯穿持续发展经济、结构转型升级、不断改善民生全过程。

从决策层一系列的行动看，今年的宏观调控更注重的是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，重点强调的是质量和效益，强调的是改革和转型，而不是如何刺激经济增长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2012年工业企业的出口交货值比上年增长7.1%，其中12月同比增长11%。